《勇氣指南針》番薯尾的人情味-專訪屏東縣縣長 潘孟安

文字/黃鈺婷(小鴨)
攝影/韓定芳

返鄉青年是時下流行的名詞,但卻不是時代獨有的現象。二十幾年前,潘孟安就是歸巢返鄉的候鳥,從遙遠的俄羅斯回到屏東鄉下。青年因為種種原因返鄉,也得面對重重困難。許多人選擇留下來是因為這片土地會黏人,而黏住潘孟安的是故鄉的人情味,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。


身形高大的潘孟安,說起話來溫文儒雅,邏輯清晰,不愧是問政二十多年的資深民代及地方首長。然而,訪問甫開始時,提及正快速消失的農村互助精神,眼神仍難掩失落。「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淡薄多了。以前農忙或是婚喪喜慶時,大家都會互相幫忙,連小孩都自然而然打成一片,現在是工商社會,每個人都獨善其身,連屏東的人情味也慢慢淡了。

反差帶來的失落,起源自童年故土的豐富滋養。他是標準的鄉下孩子,放學後不是結夥去溪邊游泳,就是摘芭樂、挖番薯,大自然是探索不完的遊樂場。父母在市場賣魚,因此他從小在市場看盡人生百態,有人為錢反目成仇,也有人願意伸手幫人度過難關。人與人、人與自然的緊密連結是最美好的純真年代。

童年給他豐厚的情感經驗,卻不能給他任何經濟資源。一個來自台灣最南端縣市的魚販的孩子,所有的資源都要靠自己。他唯一的本事,就是強悍的生命力,如同台灣人說的番薯囝仔,隨便種四處長。退伍之後,受飼料廠老闆賞識,他有個外派至中國汕頭擔任總經理的工作機會。機運難得,顧不得橫在面前的挑戰有多大。1988年,二十五歲的他,第一次到中國,第一次管理工廠,原料、設備、人員甚至通路,通通需要在極短時間內上手,並解決各種突發問題。機靈的他通過了考驗,也累積了不少經驗。後來陸續有台商到當地投資,都會找他諮詢相關問題,他於是組織起台商協會,讓大家遇到問題時,都有個共同討論互相幫助的平台。

之後,潘孟安離開公司去做國際貿易,他想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遠,想看看異國風情是不是真如課本寫的那樣。他拿著商務簽證與一卡皮箱,到亞洲各國通商,克服語言不通,文化不同,通訊不方便的問題。他沒做什麼研究就出發了,甚至,連旅費也沒多少。「我有的只是鄉下小孩一條爛命。」看似憨膽冒險,其實是因為沒有資源,抓到機會就得拼命一搏。他的確走得夠遠,從中國邊境牡丹江拿台灣護照進入俄羅斯。一個人在俄羅斯流浪了五十幾天,跨越十一個時區,從遠東到西伯利亞,再到莫斯科,在那裏建立起國際貿易的灘頭堡。潘孟安這段壯遊歲月,也恰好見證了上一代的台灣人,用一卡皮箱闖蕩天下的闖商年代。

如果父親沒有重病,或許我們今日見到的會是企業家潘孟安。人生難以預料,父親一場病,潘孟安因此從天寒地凍的俄羅斯,回到四季炎熱的故鄉屏東。開了眼界再回來,能看見的問題更多。他對於城鄉的差距與社會的不公義深感不平。年輕的他不認輸,決定動手改變現況,當個解決問題的人,加上過去組織台商爭取權益的經驗,奠定了他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服務熱忱。三十歲那一年,潘孟安決定投入地方選舉,競選鄉民代表。這一撩下去,就是二十多年的歲月。

當時買票文化盛行,家人認為咱們只是沒什麼背景的魚販,憑什麼跟別人玩政治。重重說服之下,父親終於同意,但是「咱沒錢沒勢,就要腳踏實地,謙卑做人、認真做事。」沒有資源,那就用比別人更加十倍的努力去換。這是父親一直告訴他的價值信念。於是二十多年來,從鄉代、縣議員到立委,再到屏東縣長,風光掌聲的背後,是沒有假期的生活。他週間得開會履職,他的周休二日得不停地奔馳在鄉間阡陌,在巷弄間跟鄉親噓寒問暖。而他的車三年跑四十二萬公里,是一般人的十四倍。

雖然疲累,但他說還是最喜歡跟鄉親在一起的時候。「跟他們相處沒有階級距離,不用打躬作揖,也不用講什麼客套話,到農村、漁村最快樂的事就是可以搭著彼此的肩膀,快意恩仇的喝啤酒聊天,那是最快活的時刻。」他眼神有熱切的光,讓人可以想像,在遠離行政重擔、歡談暢笑的他,有多快活。

屏東幅員遼闊,鄉鎮落差很大,他走過這些農漁村、部落聚落,看見空蕩蕩的村子裡只剩獨居老人與小孩,青年們都離鄉背井去工作。當村落的人際關係結構被抽空,連人都少了,哪裡還有濃厚的人情味?因為看見人的困境,因為在乎人與人之間的連結,他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財政下把人先照顧好,因此他提出的政策圍繞著「人」發展,根據不同年齡層提出相應的政策,例如強化偏鄉教育、推動青創基地及農業大學、廣設社區關懷據點,為的是希望人人都能在屏東安居樂業。

採訪結束後,他送我們縣府設計的紀念提袋。他說這提袋是以前那個年代常見的物品,也是母親賣魚時用的傳統提袋,由紅色、藍色跟綠色組成,台語叫做「嘎基亞」,買賣找的每一塊錢都用這個袋子裝,可以說是母親拉拔兒女成長,很重要的生財工具。而很多攤販或來買東西的客人也會提,這是他們這一輩的共同記憶,也是他心目中的經典名牌。

潘孟安的半輩子也像是台灣史的側寫。走過了人情環境都純樸的鄉間童年,走過了一卡皮箱闖天下的闖商年代,也走過買票風氣鼎盛的政治歲月。年過半百,他最記得的還是市場裡人來人往,村子裡交工協力的溫暖氛圍,也是台灣這塊番薯寶地最尾端的人情味。

《勇氣指南針》不要期待救世主-專訪彰化縣文化局長 陳文彬導演

文字/黃鈺婷(小鴨)
攝影/韓定芳

你是否期待過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帶領改革?是否一再地失望?你是否認為單靠自己微薄力量不可能改變社會?社運國歌<國際歌>說了: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/也不靠神仙皇帝/要創造人類的幸福/全靠我們自己」
有人問,導演陳文彬踏入政治,改變了什麼局面嗎?一切尚不可知。然而他本來就不是、也沒打算當救世主,只是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,實踐一份改革社會的理想而已。

採訪團隊在會議室外等候,晚上七點,早過了公務員下班時間,一班人馬還在開會。彰化縣文化局長陳文彬匆匆步出會議室,快速扒了幾口飯後便開始受訪。他說訪談結束後還得趕公文,沒什麼吃飯時間。看來夾縫中吃便當是當局長的日常,不知是否也是導演的日常。

一開場談到自己歷經這些不同角色的轉換,他認真地說:「不管做什麼,我都試著去改變社會,挪動一點點也好。」不管是政治工作還是影像創作,他說自己始終把社會改革的目標放在心底,當成前進的動力。

大學時期主修設計,退伍後回到故鄉卻當起記者,專挑別人不敢追的新聞做報導,也因此得罪了人,離開彰化。到了台北,他憑著一股衝勁,向王拓毛遂自薦:「我來應徵助理,不是因為你是立法委員,而是因為你是王拓。」為什麼是王拓?他是曾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的鄉土作家,也是推動公共電視法及華山藝文園區的立委。集結了創作者與政治家雙重身分的王拓,是一個理想的典範,在亦師亦友的相處過程裡,啟蒙了陳文彬對政治運作的學習,也讓他看見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。

王拓也鼓勵他,要想做好事情就得多讀書。深感知識論述不足的他,因此在結束助理工作後,至研究所就讀,奠定了社會學與哲學的思辨基礎。後來碰上九二一地震,他毅然搬到石岡長住一年做田野調查,陪伴社區重建,更補足了他的田野實作經驗。在基礎功夫練好紮穩之後,他獲得至中央部會工作的機會,然而這時,他卻猶豫了。

他與老婆長談下一步。「其實我的夢想是當導演,像侯孝賢那種。」他遲疑著,不知夢想與現實的拉扯如何決斷。「最後老婆叫我趕快去做,不然有一天會變成最老的新導演,而且再等下去,也沒體力拍片了。」因此,沒有背景、沒有資本,也沒有技術的「三無中年」毅然轉職,厚顏纏著唯一認識的導演鄭文堂,當上「高年級實習生」,在旁觀察學習分鏡和表演。早出晚歸,收工回家之後,再晚都會拿出劇本琢磨研究。拼命學習的他,從場務、服裝、美術、助製、編劇一直當到副導,用一年多的時間,把電影基本功給補課補齊了。

蓄積創作能量的他,一開始先拍攝熟悉的石岡居民,這部紀錄災後重建的《家》,入圍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。然而之後的劇情片《奔馳的縱貫線》票房慘敗,不只負債,工作也沒有著落,還得靠代筆寫劇本謀生。有一回,他在醫院讀報紙給待產的老婆聽,一則新聞報導一對被官僚體制拆散的父女終於重逢,他讀完深受感動。後來將這則新聞寫成劇本,拿到電影輔導金,歷經波折,投資合作拍完電影<不能沒有你>。電影上映之後叫好叫座,也順帶讓他谷底翻身,曝光度大增,他所開設的影像傳播公司工作機會因此增加許多,經濟這才穩定下來。

創作的狂熱稍歇,投入社會改革的內在驅力又起。2015年,回應王拓與民進黨的邀請,他決定代表民進黨回故鄉鹿港參選立委。他認為自己沒為地方做過什麼,不如趁這個機會了解在地需求。將近一年的時間,密集在媒體曝光、頻繁與鄉親接觸,過程中他看見人民對代議政治的高度期待,人們期盼只要有一個英雄人物登場,就能幫他們改變現況,處理各種困境。雖然知名度高,最後他仍舊落選了。透過參選,他明白媒體造勢跟地方耕耘的差異,更理解了一般人對於救世主的渴望。然而落選讓他在創作上有了新的想法,他把拍攝小林村災民如何面對失去的紀錄片<此後>重新剪輯上映。也因為沒有政治工作,他得以有更多時間與王拓相處,一起討論影片結構。死生無常,啟蒙者王拓在他落選後半年,因心肌梗塞離世。此後,典型已夙昔。

目前就任彰化縣文化局長的他,期許自己在任內能提高在地的藝文鑑賞水平,且要回歸到關懷土地與人民的核心價值上。例如在歷史建築舉辦二二八事件人權影像裝置藝術展,以及推動福興穀倉變身為書法公共道場。然而,面對任內大量歷史建物遭到拆除的質疑聲浪,他想起從前的自己,應該也是大聲疾呼的那個人。換了位置,難道就會換了腦袋嗎?他解釋,核心價值沒有變,可是換了位置就得換一種方法,不然這部國家機器會癱瘓。他清楚外界對他的質疑,是因為對他有很大的期待,但他也坦言,外界對這份職權的期待,有時已經到了跨越各局處,甚至是縣長的層級。如果公民意識沒有崛起,單靠一個文化局長也沒有用。

陳文彬提及聞名全球的社運歌曲<國際歌>: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/也不靠神仙皇帝/要創造人類的幸福/全靠我們自己」。他明白人民有被拯救的渴望,但這裡沒有救世主。體制裡某人權力過大,英雄反而成魔。造神滅神之後,還是得靠人民自己團結起來才行。

勇於回應對社會改革及藝文創作內在渴望的陳文彬,的確走過一段起起伏伏的人生道路。他說自己並非沒有經濟壓力,但始終沒有為了謀生去做不喜歡的工作。他選擇把物欲降到最低,過最儉樸的生活,不為物所役,不顧外在一切框架也要去追求夢想。他說了窮和尚與富和尚去南海取經的故事,最後窮和尚都取經回來了,富和尚還在準備行囊。夢想不是給準備好才出發的富和尚,而是降低物欲、說走就走的窮和尚。人生不會有準備好的那一天,只有說做就做,就算不斷跌倒也要前進,全心投入到忘記什麼是勇氣,才是真正勇氣展現的時刻。

導演陳文彬與文化局長陳文彬,哪一個改變了社會?他不回答這個問題,但可以確定的是,他沒有改變自己,就只是全心去做喜愛的事情,朝改革社會的理想前進,不管是什麼職業或什麼方式。

想改變人生、改變社會?除了你之外,別無他人。

這裡沒有救世主,但你可以是你自己的英雄。